吾道一以贯之：《论语》首五章对读
孔子说“吾道以一贯之。”
所以说，“一”的意思贯穿了整部《论语》，拿开篇的首章三句做例子，当然不是孔子说了三句不相干的话。
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
先说“学而时习”，且不深究“学而时习”的意思，去看它和第二句的关系，那么“学而时习”就必然对“有朋自远方来”产生积极的效应。
《论语》的后文中讲到“君子以文会友”，大抵就证成了这种意思。
再反过来，从“有朋自远方来”反看学而时习，那么朋友从远方来访，自然是要共同从事“学而时习”的工夫了。但是与“学而时习”不同的是，“有朋自远方来”是无法确定的，不可以将它预设为“学而时习”的目的；所以面对这些未知的、不确定的因素，即使是被友人误解了，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产生任何挂碍。
大抵“学而时习”本就是“悦”的，而值得期冀等待的“有朋自远方来”又是足以“乐”的。
如此一来，怎么会因为“人不知”而产生愠怒之情呢？
从小处看，即使是首章的三句，也是在被“学而时习之”这五个字贯穿了。
从大处看，“学而时习之”所贯穿的，又不仅仅是首章。
“学而时习”，学什么、习什么？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
章二说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，可见有若认为是在“孝顺长辈”和“友爱兄弟”上面。
章四提到“忠”，又提到“信”，可以看出来，曾参认为是“忠心”和“诚信”上面。
二人只说都不错，可二人的说法也确确实实产生了差异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？
后来韩愈解释说：“孔子作为儒家的的一代宗师，他的学问十分的广博宏大。所以他的门人弟子都没有办法看到他学问的边界，就只能学习那些各自所偏好的，与各自性情相近的那一部分了。”
既是差异，也是侧重，有若说“孝悌”，曾参说“忠信”，都是发挥了他们各自的长处，说出来他们各自的见识。最后，又因为他们二人的性情各有与孔子相似的部分，所以能够在孔子的门庭中曳踞一席之地，著书立说，载入《论语》中去。
有若说“孝悌”是仁的根本，说得很基础，因为本只有一个，道却有两条，“本立而道生”，孟子后来补充说：“道是有两条的，分别是仁和不仁。”
但是只有生而为人，才不会将将“不道”当作了“道”
于是“道”又变回了一条。
章三是孔子因材施教，对着有若刚刚说过的话补充的。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
花言巧语，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，都可以说是“不仁”的根本了。
仁和不仁是两条道路，但是对着“不仁”的这条道路，孔子没有担忧它通过“孝悌”的反面，“不孝顺长辈，不友爱兄弟”表现出来，而是担心它在“孝悌”的里面得到了践行——对于兄弟长辈，花言巧语，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，可是内心一点儿也不真诚，这才是最最令人担忧的事情！
有若将“孝悌”当作根本，一方面成就了“仁”，一方面又促成了“不仁”，这怎么可能是有若原本的意思呢？
所以孔子讲“巧言令色”，在巧言令色之后再讲“孝悌是本”，才是把话说得全了，也把孝悌作为不仁的可能斩断了。
根本正了，道也就回归“一”了，章二章三，一个正说，一个反说，如果不反面说一下，正面的说法，其中端正的意思也不能得到彰明。
再去看曾参，曾参认为“忠信”是日常生活中自我反省最重要的事情。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单单这话，就可以看到曾参深刻的洞察力。
这话说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，只是仅凭这句话的意思，很容易仅仅把“忠信”当作了日常自省的工夫，将这个工夫仅仅实践在自己一个人身上。
实际上不止如此，所以在曾参说完这话之后，孔子在章五中说了提醒的话。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从日常的一言一行向上推扩，即便是治理家国天下，也是一瞬间都离不开“敬”和“信”的。
敬，是要忠于职守的意思。
信，无论是“与朋友交”的“信”，还是作为执政者的“与国人交，止于信”，也都是一个“信”。
不同于章二章三的正反之说，章四和章五，是把话往小处说了，再把话往大处说。
孔子说：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
又回到这个“一”了。
读者细心研读《论语》，即使只是前五章，“一以贯之”的意思，也是彻上彻下的。
孔子的“学而时习”，有若的“孝弟”、曾参的“忠信”，如线之连，如珠之贯，到了后面的各章，也都是一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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